在揭露、批判李洪志编造所谓“法轮大法”，煽动、欺骗群众，破坏社会稳定的斗争中，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套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为什么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那么多群众裹胁进来？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不少共产党员、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他们到底中了什么邪？揭露“法轮功”反动实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心理上分析这套歪理邪说得以流传的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改革开放20年以来，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对社会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构成了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的主导方面对于改革的反应日益走向成熟和理智，朝着积极维护改革、发展、稳定，推进我国社会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的深入带来利益格局和分配关系的深刻调整，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应政策、法制尚不健全，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及改革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露出来，不仅人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人们的心理需求也由改革初期集中体现在解决温饱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层面上，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一个竞争的环境既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也加重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如何把人们的社会心理引导到积极的、健康的、建设性的方向，就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为深入改革创造一个良好心理环境的问题。而李洪志制造的“法轮大法”，则是利用社会心理的消极方面，鼓吹封建迷信和愚昧，将人们引导到对抗社会、对抗政府的破坏性方向。他主要利用了以下几种消极社会心理以售其奸：
一是利用了某些人对改革代价和负面效应缺乏思想准备而产生的遁世心理，兜售其“末世说”。李洪志大肆宣扬“末世论”，胡说只有他能够拯救人类。这些十分荒唐的谬论居然有人相信，这除了与封建迷信、有神论的沉渣泛起有关，也与一些人由于不能正确看待、分析和认识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腐败、道德失范、分配不公、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社会消极现象有关。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一些人产生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陷入信仰危机。如果这些不良心理倾向不能及时得到矫正和缓解，就可能发展到悲观厌世，而对李洪志的“末世说”、“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产生共鸣。
二是利用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依赖心理，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大搞造神活动。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起来了，久而久之，形成什么都依赖国家、依赖政府解决的堕性心理。而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经济，一些缺乏竞争意识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由于缺乏心理准备，不是自强自立，而是怨天尤人。当李洪志这个时候出来说他是“救世主”时，暗合了不少人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的心理选择性。
三是利用利益格局和分配关系发生变动下出现的不平衡心理，用其虚伪的“真善忍”蛊惑人心。市场经济打破了分配关系。分配问题上的行业差距、脑体倒挂等，造成了人们的失衡心理、落差心理、攀比心理，使得本来生活水平也已经得到较大改善的人同样产生不满足感。李洪志提出的“真善忍”尽管是十分虚伪的，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慰藉精神的鸦片。
四是利用了一些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的封闭心理，宣扬其“业力回报”和在“修炼中找回自我”。“法轮功”的受骗者中，离退休的老年人占了很大比例。一些老同志离开工作岗位后，与社会的交流、同事的交流大大减少，产生了孤独感、多余感和无用感。有这样一种心理困境的老年人十分容易走进李洪志“在修炼中找回自我”的圈套，此外，“法轮功”宣扬的不用求医吃药就能健身，对老年人也有很强的诱惑力。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心理活动具有选择性。对于某一事物，不同的人，在心理反映上对其内容取舍、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注意那些符合自己的利益需要、心理需要和固有观念的信息，而排斥那些与自己的心理需要不一致的信息。利用转型期社会心理的消极方面，使之与李洪志的说教产生共鸣，这就是这套邪说歪理得以传播的重要社会心理原因。
消极的社会心理是造成大范围受骗的客观基础，骗人要成功，还得讲骗术，李洪志对其信徒实施心理欺骗主要运用了这样一些手段：
一是心理暗示。心理学所讲的暗示，是指用含蓄间接的方法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使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和接受某种与暗示者的意志相符合的意见。由于暗示能够对人发生心理影响，它在社会生活中就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在医学治疗上，尽管暗示不能对器质性病变产生作用，但对非器质性的心理疾病，正确使用，它能帮助病人恢复信心，起到某种安慰作用，这也就是某些“法轮功”练习者感到某种“治疗”作用的原因。而李洪志就是把这种“暗示”所起的心理调整作用无限夸大，把这说成是他无边的“神力”，使人相信“法轮功”可以驱邪治魔，甚至不用求医服药，也可包治百病。由于接受暗示不是一种根据客观事实作出判断的品质，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盲从的表现，一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知识和经验的人，往往被暗示者利用。李洪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煽动起“法轮功”练习者与党和政府对抗，破坏社会稳定，而广大“法轮功”练习者，则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利用。
二是从众效应。从众是指的个人在群体的压力下，不由自主地放弃自己的意见而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倾向。李洪志为什么总要“法轮功”练习者集体练功、会功，就是要利用这样一种从众心理。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阿希试验，讲的是当一组5个人的前4个作了错误的判断之后，第5个人明明看到的情况与前4人讲的不一样，但却认为多数人总比自己正确些，而跟着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三是借用科学名词，故弄玄虚。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套用了许许多多深奥的科学名词，从史前文化、人类起源，到中子、夸克，虽然在李洪志口里，光年变成了时间，可又有多少人去认真探究人类是否经过了他所讲的81次“周期变化”。如果说对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群体，愚昧心理使他们易于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唬住的话，那么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也会在李洪志设立的这场大骗局中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人们奇怪地发现少数身为研究员、教授的科学家竟然也对“法轮功”敬如神明，甚至有讲了几十年唯物辩证法的教授来为其歪理邪说提供“唯物主义”说明。这个貌似矛盾的反常现象，正是李洪志利用了这些人的经验心理。这也说明了，不管是有多高声望的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科学精神，他的眼力委实与一个小孩相信魔术师的表演无什么区别。
“法轮功”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思想阵地的斗争，再一次告诉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同时，这么多群众，特别是这么多党员、干部上当受骗，也给我们如何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法轮功”利用转型期消极社会心理来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意贴近群众，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做好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消除社会心理障碍的疏导工作，从而更有力地揭露“法轮功”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坚定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理想信念。
一、弘扬主旋律，大力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心理主导方面的集中和升华，要把带有自发性、不定型的社会心理引导到更加自觉、更富有建设性的方向上来，从而构筑起抵御各种歪理邪说的心理防线，靠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法轮功”在一些精神文明建设薄弱地区和单位发展很快，而在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的地区和单位却遭到抵制，恰恰说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确定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必须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战略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提倡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矫正不良社会心理。著名心理学家特罗茜·罗尔在谈到现代社会中的“心病牢狱”时指出：“正因为是我们自己构筑的，我们就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打开枷锁，把自己解放出来。”我们的思想工作，就要帮助那些受“法轮功”欺骗，陷入“心病牢狱”的人，自己起来打开枷锁，同时为全社会创造一个好的社会心理环境，避免更多的人陷入“心病牢狱”。要帮助群众正确看待和认识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努力消除怀旧心理、攀比心理、依赖心理、偶像心理、金钱拜物心理等不良心理影响，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自立意识、科学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得以发扬，从而以主人翁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三、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做好转型期的利益协调工作。改革使我国“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已经打破，这对于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各种相关法制还很不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也还在一个建立的过程中，对于不公平竞争，收入差距的过于拉大，以及一部分人钻各种空子而成为“暴富阶层”等，群众心理不平衡，这个问题的解决，既要靠思想工作，更要靠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如二次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缓解社会不平衡心理，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四、克服经验心理和愚昧心理的锐利武器只能是科学的理论。在全社会，首先是在党内应开展一个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科学知识的学习运动，让理性之光，科学之光，开启人们的心智，冲破一切造神说、伪科学设置的“心病牢狱”，以努力实现人的心态和素质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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